17世纪来到墨西哥的人，大多对不同种族的着装印象深刻。英国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盖奇在17世纪中期访问墨西哥城时，发现大多数衣服都是用彩色丝绸制作的。他记录道：男人和女人的服装都很夸张，使用的丝绸比其他织物要多……绅士的帽子上经常会饰有钻石做的帽带和玫瑰，商人的帽子上则多是用珍珠做的帽带……黑摩尔人或黄褐色的年轻奴仆的工作非常艰辛，但她的项链和珍珠手镯，以及她耳坠上的硕大珠宝，彰显时尚……黑摩尔人和黑白混血儿的装束……极为轻盈，她们的车乘也让人心动。许多社会地位较高的西班牙人都沉迷于她们的美色，甚至为她们抛妻弃子。
尽管有些言过其实，但这一记录仍可说明丝绸在当时是最受欢迎的布料，在西班牙社会中被广泛使用。不论是在男装还是在女装中，丝绸时装都很流行，而且很多时候都饰有贵金属和珠宝。这种奢侈品，涵盖了各类日常装饰，包括马车的装饰。就像在中国一样，较低阶层也能穿上、用上丝绸。
盖奇在文中划分了两类人：“黑摩尔”（blackamoor），即皮肤较黑的摩尔人；“穆拉托”（mulattoes），指的是黑人与白人的混血儿。在西班牙人眼中，这些人本来是下等人，而且不同等级体系之间的通婚通常是不合规的。但由于这些人的衣着和马车都很考究，所以西班牙人喜欢在他们当中寻找情人。
在整个行程中，盖奇对墨西哥城的景象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和中国一样，这座城市成为时尚的中心并一直保持着这个地位。西班牙人阿特米奥·德·瓦勒-阿里斯佩记录道，在18世纪的墨西哥城，“普通人穿着丝绸裙子或印花布，上面装饰着金银条带；色彩鲜艳的腰带上，还有金色的流苏，从前面和后面翻下来，装点裙边”。除了精美的织物，贵金属也广泛用于服饰设计。
欧洲和亚洲的纺织品，在近代美洲都可以买到，并且深受偏爱。盖奇还发现，当时的人们穿着“产自荷兰或由上等中国亚麻布制成的套袖，上面绣有彩色的绸缎”。太平洋和大西洋两条贸易路线都连接了墨西哥，所以美洲人认为来自西班牙和瓦哈卡的丝绸都是劣质的。从当时人们的遗嘱中，也可看出中国丝绸在家庭中的普遍性。
追求异国情调在整个西班牙帝国都非常普遍。由于马尼拉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相邻，所以这种情况也在马尼拉普遍存在。历史学家阿尔赞斯·德·奥尔赛·维拉记载，马尼拉的流行商品包括“来自印度的谷物、水晶、象牙和宝石，来自斯里兰卡的钻石，来自阿拉伯的香水，来自波斯、开罗和土耳其的挂毯，来自马来半岛和果阿的各种香料，以及来自中国的白瓷和丝绸服饰”。中国丝绸和其他精美商品的贸易“绝对是马尼拉存在的理由……在马尼拉，中国人带来了几乎所有可以运往新世界的货物，并且几乎完成了所有的商务和工艺”。
这种时尚一旦传到美洲，就会影响墨西哥和秘鲁。秘鲁总督孔德·蒙特雷观察到，“赤贫的人、黑人和穆拉托男女、桑巴伊戈、许多印第安人和混血儿都可穿戴丝绸，而且数量很多”。这些记录还着重介绍了黑人、印第安人和混血儿后代穿戴丝绸的情况。这些记录者没有提到西班牙人的时尚，说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丝绸这种织物，而且中国丝绸的风格也确实在16世纪之前就在大都市中流行起来了。
穿戴亚洲和欧洲丝绸的时尚，代表了个人的奢侈生活方式。这也是人们越来越追求身份认同的一大原因。正如历史学家马修·托马斯所言，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非洲人或美洲各地原住民男女穿戴中国丝绸，以及中国商人和农民使用西班牙银元，这些事情使他们直接参与了近代世界经济的大扩张。
中国明朝生丝原料的主导地位无需置疑，但由于文化与时尚的差异，明朝丝织品的地位却没那么高。消费者一般都偏好符合其文化背景的设计，而且当地教会也需要购买具有宗教意义的织物。然而，亚洲设计的引入，使美洲殖民地的审美更为多元。来自亚洲的加工纺织品，促进了美洲社会产生丰富多样的物质文化。它不仅影响了西班牙人和殖民官员的圈子，而且也影响了原住民社区。
文化的多元性跨越了空间和时间，构建了更加全球化的设计体系。以中国明朝织物为例，双头鹰暗示了哈布斯堡的王冠，而心形的花瓶则暗示了与菲律宾奥斯定会的联系。虽然已有现成的传统设计套路，但是很多丝绸织工还是会自行设计纹样。这块丝绸上的鹰和花瓶周围的交错纹样，就是仿照中国青花瓷上最常见的纹样。诸如莲纹、菊纹等中国风格的花卉图案，还是会出现在19世纪马尼拉生产的披肩上。这件织物融合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设计思路，可谓与时俱进。
亚洲的花卉纹样是早期全球化最明显的象征之一。花卉有着不同的功能和情感意义，象征着不同的植物、生命周期，以及女性气质。因此，花卉设计不仅代表着异国情调，还反映了对偏远地区的认知。中国和美洲的匠人，还有构建中国、美洲大陆纽带的商人、水手与海运专员，都在亚洲花卉纹样的传播中贡献了力量。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消费者偏爱并支持这种交流和设计的融合。在这融合的过程中，有无数人参与其中，这也说明了审美全球化的深远影响。
挪用中国和亚洲花卉纹样的时尚，绝不仅限于纺织品生产和服装设计。这样的挪用，还可反映出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园林文化的极大兴趣。由此，越来越多有关中国植物和花卉的绘画和书籍得以面世。正如艺术史学家王廉明指出的那样，欧洲主顾最喜爱中国园林植物，而非药材和其他异国植物。这种偏好，说明欧洲人相信中国优越的农业条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并促进欧洲学术团体的壮大。
从亚洲到美洲的移民也带来了新的风格。许多亚洲移民拥有专门的纺织店。可以从“中国姑娘”的故事中看出他们的影响。据说，这位“中国姑娘”与当地的墨西哥人一起设计、推广了新款的丝绸服饰。这种服饰主要是一种无袖的、镶有金边的黑色丝织品，还饰有红色、白色和绿色的刺绣。许多中国人和美洲原住民都穿这种服装，其后来慢慢演变成墨西哥民族身份的一大标志。
大多数经过加工的织物，都是由女性再加工的。女工们经常接到订单，为那些需要廉价服装的市民修补、售卖一手与二手物品。这样的情况，多半加强了当时人们的消费能力。女性在衣着贸易中的产业，扩大了消费市场的范围与规模，同时也保障了她们自己及其家庭的生活。
与中国文化环境一样，红色也是西班牙王室的首选。最初，只有王室和教会可以使用红色。在欧洲各地，红色也都很抢手。胭脂虫主要生长于墨西哥胭脂仙人掌的关节和叶子上。这种染料就引起了西班牙王室的注意。胭脂红是风靡欧洲的红色染料，所以国王的这一命令说明，寻找有价值的原材料是西班牙王室殖民墨西哥的主要目标之一。
胭脂虫在西班牙帝国的贸易扩张中独具意义。与养蚕业一样，胭脂虫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成为行政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胭脂虫被引入欧洲后，很快就取代了以前用于制作红色染料的绛蚧，淘汰了所有的竞品，广受追捧。这种昂贵却易于运输的染料，使西班牙人大获其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胭脂虫的价格都与黄金相当。对西班牙政府而言，与胭脂虫相关的信息始终都是最高机密。
这种追求异国情调的风尚，不仅限于纺织品，也延伸到其他领域，如绘画和园林文化。亚洲花卉纹样的挪用和亚洲植物的绘画，都反映了欧洲人对远东文化的极大兴趣。这种兴趣不仅限于审美层面，还涉及到对遥远文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的追求。
从亚洲到美洲的丝绸贸易和胭脂虫贸易，不仅为西班牙帝国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些交易不仅加强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促进了美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追求时尚和身份认同的过程中，美洲人逐渐建构起自己在西班牙帝国和太平洋航线上的独立商人地位。购买亚洲丝绸和胭脂虫，也象征着人们从西班牙统治之下获得独立的集体愿望。这种集体愿望不仅体现在商业贸易上，也体现在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追求上。
